谈及保罗·鲁道夫辉煌的事业生涯，可以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的建筑浪潮。最为人所知的是早期他在哈佛求学时师承于格罗皮乌斯之下，受格罗皮乌斯与早期现代主义建筑影响，设计出了早期备受赞誉的佛罗里达海边住宅系列，随后不断探索并打破了初期Sarasota School的风格以及僵化的现代主义风格：在耶鲁大学担任建筑系主任期间，他的风格开始转向粗野主义派，追求不朽的形式感，粗糙的混凝土和多级空间里光的交织与相互作用。接着走向低谷：备受推崇的耶鲁艺术与建筑楼因为当时建筑行业开始质疑现代主义建筑理念并迎来后现代主义而被推向风口浪尖，他在美国的业务越来越少以至于不得不转战东南亚市场。除了在美国几个分散的委员会偶尔出现，鲁道夫的最后二十年主要生活在香港、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直到1997年去世。
但当然，历史学家们后来通过重读他晚年未被研究过的一些作品一次次的试图挑战这位没落建筑师的传奇。此外，建筑摄影师Darren Soh拍摄的纪录片——鲁道夫在东南亚的主要作品： 新加坡的The Colonnade (1986)， The Concourse (1994)和印度尼西亚泗水的the Intiland Tower (1997)为越来越多对鲁道夫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线索。
Soh的照片虽然仅作为独立的作品，不起任何质疑或声明的作用，也还是让人想起来Robert Bruegmann在之前的两篇文章中所指出的：“20世界70年代，鲁道夫显然已经消失了，这实际上标志着他职业生涯过渡时期的开始……东南亚一些列新委员会的出现，使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岁月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他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设计职业生涯。”
事实上，鲁道夫真正可以通过几个大规模项目来探索他自己的核心理念，是在东南亚——由几个富有的雇主所提供。与西方不同的是，这里的客户很快就接受了他的现代主义的观点，部分原因，正如约瑟夫·乔万尼尼（Joseph Giovannini）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中所写的那样，“他们（指东南亚人民）特别厌恶后现代主义所支持的历史古典主义，因为它使人想起了殖民列强时期的建筑风格 ”鲁道夫所建的巨型建筑最终成为新加坡以及印度尼西亚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标志。
最引人注目的是鲁道夫对“二十世纪的砖”的大胆想法——预制单元。 尽管由于当时的技术和财务的限制，预制的梦想只是部分实现，但他还是利用传统的建筑方法探索了模块化单元的空间，形式和美学潜力。 也许是这个特殊的方面，使这些建筑立即在‘刻板’的玻璃塔楼中变得生动和活跃。
通过分层堆叠的单元，挤压，转移的地板层和相互连接的空间，他创造了强烈的形式，光线充足的内部，通风，双层通高的空间和精致的景观。
有趣的是，所有这些不仅仅都遵循了鲁道夫的建筑理念，同时也考虑到了这些国家炎热潮湿的气候环境。 在新加坡的Colonnade Condominiums高层住宅项目中，虚实的巧妙排布，悬挑的独立单元所形成的阴影，使得人们可以从严酷的夏日阳光中获得喘息的机会。
在Concourse Complex商业综合体中，阶梯状的（stepped)体量以及偏移的地板层同样存在，但是，这一次，是使每层楼的外部八角形墙壁向外倾斜，用来减少热量的产生。
同样，在Intiland 塔（原Wisma Dharmala）也同样使用巨大的悬挑来形成一种阶梯状的形象。
更重要的是，正如布鲁格曼所说，当人们提及鲁道夫的晚期作品时，不可避免的认为“他将建筑作为一种城市艺术来关注”。大型的项目有着更大的场地环境，鲁道夫试图将他的建筑，使用者，周围环境以及更大的城市环境相互联系起来连。
正是出于这一点，他设计的结构通过柱子而离开了地面，从而在下面创造出巨大的开放空间。 当这些公共或半公共空间满足日常行人或汽车使用者的规模时，其内部的整体结构就与其周围的建筑结构相同化了。
从东南亚的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香港，孟加拉国到日本，以色列，黎巴嫩，西班牙，法国和瑞士，鲁道夫为小别墅，体育场馆，大学，高层，公寓大楼以及总体规划等各种项目留下了许多建成以及未建成的设计。 那么，这么多大量的作品为何都被看待成其一生之中的缺陷呢？那么这个庞大的工作如何被当作他的作品的一个薄弱的后记呢？ 显然，现代主义在美国的崩塌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正如保罗·鲁道夫的“后期作品”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工期的延误，与西方遥远的距离，以及鲁道夫对于通过媒体进行自我宣传的漠视，都使他晚期的辉煌变得暗淡起来。
这又反过来探讨一个人进一步思考 —— 利用建筑媒体进行自我推销的重要性（或者是其他方面）， “失败”这个词在具有创造性行业中到底该如何定义，甚至说，历史永远是多元化的且应当有着多种的理解方式。
翻译：陈斯予
